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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坪上的复旦学子一如当年意气风发

来源:本站原创 发布时间:2019-09-10 点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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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子道与当年的老照片合影。老照片出自68年前的《解放日报》1951年7月20日,在复旦大学举行的纳凉晚会上,男女青年欢笑共舞。

  夏夜,复旦大学纳凉晚会。男生女生在草地上围坐一圈,几对在中央跳着舞,夜色中白衣飘飘,笑容灿烂

  类似的画面,我们仍能在今天的复旦校园里捕捉到。而我手中的黑白照片,出自68年前的《解放日报》

  那是1951年,在大学生参加军事干校热潮中,不少人因体检不合格而被淘汰,复旦大学为此加强体育活动, 求每周一至周六晚餐简单容易做的家常菜菜谱开设集体舞就是项目之一。学生们为丰富集体舞的形式进行了再创造,比如轻快的乌克兰舞、有劲的苏联红军舞、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舞、抗美援朝舞

  这群风华正茂的青年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大学生即使那时只有18岁,今天也已86岁了。

  要找到他们并非易事,我把照片发给了复旦宣传部、校友会、老干部处和退管委,请帮忙打听,始终没有进展。线索断了几周,宣传部又打来电话,历史学系有位老教授,名叫余子道,1951年正在复旦念书,或许他记得当时草坪上的故事。

  余老先生今年88岁,至今仍每天工作10小时,还经常在校内外主持课题讨论。我按约定时间去历史学系找他,走到办公室门外就听到他清亮的声音传来。

  1949年10月,18岁的余子道从宁波老家来到复旦大学新闻系念书,成为了解放后复旦大学招录的首批大学生。毕业后,他留校工作,从未离开过复旦校园。

  “集体舞是当时最普遍的一种校园文化活动,受苏联文化的影响,几乎每次青年团活动都跳。”余子道介绍,因为没有大的室内场地,跳舞地点大多在复旦燕园旁、当时新闻馆前的草地,或是登辉堂前的大草坪。同学们围坐一圈,拍手唱歌、手风琴伴奏,最常跳的是《喀秋莎》。

  上世纪50年代初,没有手机、电脑,大学生活照样丰富多彩,有歌咏比赛、板报比赛,篮球和排球比赛、读书会、朗诵会,登辉堂每周播放好几场苏联电影扭秧歌作为解放军文工团带来的新文艺,在大学生群体里也相当流行,校学生会专门组织了一个秧歌队。

  但余子道说,看似欢快愉悦的大学校园其实仍未摆脱战争阴影。上海宣告解放后一段时间,周边很多岛屿仍被敌军控制。

  49级新生入学后的大约一年里,学校上空还不时盘旋从浙江舟山飞来的空军轰炸机,但复旦师生并没有被头顶的枪炮声吓倒。1950年2月,学校一度因轰炸断水断电,便给每个学生宿舍发墨水瓶和灯芯,点煤油灯照明,还发动学生们挖井取水。

  1950年5月某夜,飞机又来轰炸,我地面部队的高射炮对空开火。“我们都跑出来看,看到敌机被击中,整个学校欢声雷动,同学们在宿舍外面跳舞、唱歌、欢呼。那可是轰炸上海的飞机第一次被打下来!”余子道对此印象极深。

  根据教育部发布的《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报告》,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全国大学生只有11.7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0.26%。当时青年能上大学的本就凤毛麟角。出身贫寒的余子道,家里三代务农,父亲在他16岁时过世,母亲是不识字的家庭妇女。解放前,他在杭州念高中,还没毕业就经地下党介绍参加了浙东地区的游击队,接着又跟随南下的解放军会师后参加接管了宁波城。

  在当时,高中生已算是高学历人才。余子道本可留在宁波军管委公安部工作,成为一名公安干部。但他一心想念书,听说上海招考大学生后,立刻奔来投考。

  那是上海市人民政府在解放后第一次举行大专院校统一招生考试,招生学校包括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交通大学、上海医学院等8所学校。在1949年9月《解放日报》刊登的新生录取名单中,余子道找到自己的名字时,几乎不敢相信。

  “从外地农村到上海复旦读书是破天荒的事情!我们村方圆20公里,我估计自己是唯一考出来的大学生。”余子道后来得知,自己之所以能考上,是因为在军管委工作期间接触过不少党,政治科目考了近乎满分,弥补了理科成绩的不足。

  与他同时进入复旦的学生大都来自上海本地,普遍受过良好的基础教育。全校学生人数加起来不过2000人左右。

  “我本来是没条件读大学的,更不可能在上海生活。我能上大学,全是靠助学金。”余子道感慨,国家那时已开始支持经济条件差的学生上大学,只要考试成绩符合录取条件,学校就收。他几乎是全班最贫困的学生,学费、生活费被全部免除,就连过冬的棉衣也是学校发的。

  新中国初期的复旦大学,焕发着一派新气象。“就像毛主席说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余子道记得,那时学生一周上6天课,每天早晨7时还要集合跑步做操。

  1949年11月12日的《解放日报》记录了当时的校园氛围:“复旦大学在解放后第一学期开始上课三星期以来,全校同学在新的学生会领导下和新的学习观点的指导下,学习上显然是有了很大的转变。整个校园充满了浓厚的学习气氛,这种蓬勃的气象是以前所未见过的。图书馆、参考室、阅览室等场合,以往本是考试前抱佛脚的所在,现在经常挤满了同学,连阅报的地方都有人在自修。据图书馆管理员的约略统计,本学期来借书的数字增加了百分之十。上社会发展史时,听课人数竟激增至一千余人,把偌大的登辉堂坐得满满的”

  随着新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浪潮的到来,各行各业急需大量人才,大学生群体愈发受到国家高度重视。

  余子道读书期间,正值上海解放初期,校内先后离校参加革命和建设工作的学生达到1200余人。除了大部分参加军事干校,成为人民解放军,奔赴西南和华南,还有一部分被派往上海军管会和人民政府,进入党政军机关工作。

  “分配面向全国,特别侧重经济文化欠发达地区和边远地区,因为那里更需要我们。这对于我没什么困难,因为我本来就是农村出身,更不用说早就立志报效祖国。我身边的同学也都不留恋大城市,希望到大西南、大西北,去更广阔的世界锻炼!我们有这种气概。”余子道说。

  1952年,由于国家急缺人才,政务院发出指令,全国的大三在校生和应届毕业生同时毕业。复旦新闻系的这两届学生全部被分配至新华社,培训两月后,被分到全国各分社及新闻单位工作。让余子道略感遗憾的是,已打包好行囊准备去北京报到的他,最后被学校党组织留了下来。

  “不管被分到哪里,都要发挥作用。我给自己树立了目标:做一个德才兼备的新中国建设者,一个脚踏实地的教育工作者。我一生都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采访结束,余老师和我一同走回曾经跳舞的草坪留影。又是一年毕业季,身着学位服的学生们与我们擦肩而过,再过不久,他们就将奔赴世界各地、五湖四海,用青春丈量大地,用知识回报祖国。他们或许不知,眼前这位老者,也曾与他们一样。

  “我要争取为复旦工作到90岁。”重新站在草坪的中央,余子道举起了老照片,对着镜头微笑说道,一如当年意气风发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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